魏颖（博士）

一

2011年11月11日，初冬的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展览厅里挂满了王岳川先生的书法作品，参观者络绎不绝，金色柔和的灯光给整个展览厅增添了祥瑞而神秘的色彩。当王岳川先生出现在展览厅的时候，我们不禁被惊呆了：身着一袭米色中山套装、风度儒雅的他与四周白底黑字的书法艺术组合成和谐的景观，将我们带入一个无法抗拒的“气场”，我们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不由感叹王岳川先生就是为书法而生的，书法世界就是他的家园！

王岳川先生正值壮年，从事书法艺术却已跨越半个世纪！他的家学渊源深厚，早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外公就教他写字“描红”，教他“身正则笔正”和“堂堂大气”的道理。他最开始练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每天练习书法后，就背诵唐诗、千家诗，还用自己稚嫩的笔触去写诗。后来上中学、读大学又临习二王、怀素、王铎、《灵飞经》等书法。读大学时，王岳川每天都要写一篇《兰亭序》，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了四年。1981年王岳川大学毕业，他的书法作品荣获了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和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展优秀奖。在随后任职于教育部、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涯中，王岳川广泛涉猎中西哲学、美学、文艺学，虽然工作繁忙，仍然坚持临池不辍，书法始终是他锲而不舍的爱好和追求。

作为学者书法家，王岳川先生不仅学贯中西，出入儒道，濡染佛禅，具备广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底蕴，而且精通琴棋书画，具备敏锐的审美感觉和艺术悟性。学术与艺术彼此启示、书法与文化相互渗透，学者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家的才情交融在一起，使王岳川把握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终于打通古今中西、透悟人生智慧，创造出众体兼备而又自成面目的“文化书法”。所谓“文化书法”，强调书法是一种文化，要在书法中充分灌注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在王岳川先生看来，书法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它连着文字，连着经史子集的经典，是中国文化深层次的集体意识，因此，技与道、书法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大量的警语、格言、成语、诗词出现在王岳川的书法作品中，有《易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的“立己达人”、“道不远人”，道家的“淡然无极”、“心远地自偏”，佛家的“即心是佛”、“清净除尘”，还有王维、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词，这些经典作品与书法艺术互为载体，相互生发，相得益彰。

王岳川先生曾写过一幅“大势至”书法，源于佛教中的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独特的智慧之光遍照世间众生，所到之处天地震动，令众生得无上之力而大精进，所以称大势至或大精进。王岳川书写“大势至”，将“大”字的最后一笔提起来，使“势”的笔画顺畅而充满动感，写“至”的时候，则缓慢书写、优柔收束，整幅作品古拙雄强、大气磅礴，表达了他对当今中国文化崛起的大势已经到来的深切体会。

由于王岳川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创作中能将儒、释、道的文化精髓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入他的书法作品中。他提炼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了不少言简意骇的警句、联语。如他自创书写的对联“君子存乐为中庸大道，贤人同行有太和高天”， 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太和之境并举，用笔圆中见方，方中有圆，仪态典雅而充满意趣。他还创作了“行修而名立，理得则心安”；“心无归趣，室有琴音”；“竹影含兰思，寒灯照雨声”等联语，这类作品既有文人的诗意，又饱含书法家的骨力，可谓双美兼备，不仅能使人产生巨大的审美感应，而且还能获得心性上的启迪和人格上的提升。

二

漫画大师丁聪为王岳川先生画过一幅画像：双眉紧蹙，目光犀利，神态严峻。这幅画像夹杂在诸多笑容可掬的王岳川的照片之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聪真是丁聪，不愧为大师！一般的摄影师不过拍摄到了王岳川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所表现的礼仪风度，丁聪几笔勾勒便将王岳川内在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因为只有了解王岳川的人才知道，这位工书能画、精通音律的美学家、书法家是怀着怎样诚笃炽热的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心忧天下的！

王岳川先生曾创作过一幅草书，写的是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名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他将“身”写成了象形字，如一柄长剑穿过人的身体。他说当一个民族、一个人处于忧患意识和不断劳作当中，国家可以振兴；当人们贪图安逸、骄奢淫逸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身。“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忧自己，忧自己的父母，更要忧自己的国家。他需要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心怀天下，国家忧患之际，自己纵然家藏万贯也会觉得不安宁，这就是一种天地之道。[i]王岳川还打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描述生命的存在：生命本是一种松散的状态，但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王岳川先生本人就是这种给自己的生命加上“喷枪般的喷口”的人。他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很快，总是使自己处于紧张的“战斗”中：演讲、授课、出席各种会议、指导学生论文，深夜回到家，还要研习书法、著书立说，经常是通宵达旦！作为经历过苦难的一代学者，王岳川先生深刻领悟到真正的人生是“向死而生”的人生，因为人在茫茫凡尘的大千世界只能活一次，如果不懂得抓紧生命，生命便像沙子一样从手中流失。如何使流逝的岁月铭刻生命和思想的记忆？如何在生命的个体存在中感受到人类性存在？王岳川先生认为唯有加倍地使用生命，努力地“压榨”它，才能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本人就是通过将秒钟当成分钟使，分钟当成小时用的惜时如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珍爱。

以目前王岳川在学术上和书法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已是非常人所能企及，鲜花、掌声、前呼后拥，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包围着他，若是平常之人，看到这个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一定是驻足不前，无暇顾及前进的步伐，艺术生命和学术生命也因此窒息。但王岳川绝非等闲之辈，从人格特征和思维方式上来看，他具备马斯洛所说的成功的自我实现者的特点，即全力以赴地献身于所从事的事业,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王岳川先生总是从全世界、全民族的视野来思考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在这充满浮躁和喧嚣的社会，他总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以宝剑淬火的精神将生命能量拓展到极致，以正大气象俯瞰当代、睥睨千秋，他的书法作品也因此充盈着天地的元气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一扫目前艺术界的浅薄和平庸。

三

众所周知，两种文化的交流存在着一种势差现象，一般是高势位的文化，影响和推动低势位的文化，而文化势位低的一方，则受势位高的一方的支配和影响，就像水流，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从历史上看，汉唐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时期，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唐朝的时候，造船业进一步发展，又有罗盘针的利用，除了大陆的丝绸之路，还开辟了海上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的对外交流，不仅广泛地吸收了外国的先进文化，而且使中国的文化影响了世界。

可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输出日渐式微，特别是进入20世纪，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学术著作不断被译介，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相形之下，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经典、学术书籍被翻译成外文的却只占很小的比例。由于文化输入远远大于文化输出，中国文化在中西交流中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中国形象在全球化语境下也严重地被扭曲甚至妖魔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险情。不久前，前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巨大的经济崛起成功，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和文化生产创新上是一个无须重视的小国。”这番话对王岳川的震撼非常大，他感到撒切尔夫人的话大有深意，代表了西方的集体意识。王岳川曾做过一番统计，中华民族在明朝以前，中国对全人类原创性巨大贡献有四百多项。进入清朝乃至当代，一项都没有了。中国人唱的卡拉OK源自日本；中国艺术家玩的“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来自美国；中国有什么？中国人的建筑用的是西方人设想；中国人的小说、诗歌，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唯有书法，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艺术，是西方难以匹敌的，而现在却不知道珍惜！

王岳川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致力于研究西学，但西学并非他的研究目的，他只是希望将西学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语境，一种审理“他者”的场域，其目的是想以西学为手段反观中国问题，立足点还是在中国文化身份上。跨入21世纪，王岳川先生的知识结构和心性视野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他开始从全球性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面对东方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渐“失语”的危机，王岳川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提出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命题，其中，“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他认为东方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可以补充西方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带来的价值空缺，就是那种“道”缺而“术”太多的一种价值真空，因此，中国文化输出对整个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靠文化上的强大。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书法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ii]抓住现在世界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以中国书法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从被选择到主动输出便成为新世纪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书法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同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书法家的人品、人格相连的独特的艺术。古往今来，书法人才辈出，不可胜计，然而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书写他人认同的好作品；第二类书写自己所认为的好作品；第三类则将作品的好坏置之度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第一类人终生勤于斯而不闻道，其作品难以自成风格和气候；第二类人可以有所造化，却难成境界；第三类人“无意于书，书乃佳”，最有可能达到超越天地人之间的高妙境界。20世纪的十大书法家的吴昌硕、康有为、沈尹默、于右任、毛泽东、林散之、沙孟海、齐白石、谢无量、弘一法师等就都属于第三类，他们不仅在书法技术上造诣颇高，而且无不是功夫在“书”外，正是广博的学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心性修为成就了他们书法作品的仪态、风骨和韵味，人们在读其书观其字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人格情操和艺术境界的高远。

在王岳川的眼里，一支笔锋锐利、饱满圆润、富有弹性的毛笔就如一柄可以挥洒自如、千变万化的宝剑，运用它能将自己的人格修为、生命感觉、天地正气、东方文化的美丽精神贯注到笔意墨象，实现心手一致，技道合一。他曾经十分形象地用“剑”来概括中国的人格特征，他说：“中国人格的化身是剑。剑如出江蛟龙，变化无穷，是个体在极其惨烈的环境中，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表征，剑道成为江湖人生的侠胆豪情的要义。”[iii]在很多人看来，用毛笔写字，乃是慢工细活，与剑道无关。其实，“依于笔，本乎道，通于神，达乎气”[iv]的中国书法与讲究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中国剑道是翕然相通的，特别是中国剑道强调人格的涵养与修炼，中国书道也如此。张艺谋在电影《英雄》中不是通过视觉图像的方式将剑道与书法融为一体了吗？

近十年来，王岳川先生努力倡导“文化书法”，并一再表示他要尽毕生之力实践中国书法的“回归经典、走近魏晋、守正创新和正大气象”，让中国书法成为东方文化魅力的独特呈现，让世界分享东方艺术精神之美。

从王岳川先生以事业为乐，高品质，高密度的充实人生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人，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着的。唯有志存高远，心怀天下，方能调动生命中的所有积极因素，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