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王岳川担任季羡林先生助手十余年，季先生要求王岳川在学术上一定要“汇通中西”，因为一个真正学者必须在国学和西学上都具有深厚的学养，才能具有世界胸襟和人类眼光。王岳川认为，西学是方法论，他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国学是本体论，是学者立根之本。他坚持以国学为根本，以西学为方法，在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下研究中国问题，他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中国文化创新和逐渐世界化”。

比起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王岳川更愿意用孔子的“君子不器”来要求自己。君子不能限定在任何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一种艺术、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他的眼光“上穷碧落下黄泉”，从浑沌初开到人类的未来都要去思考。他的学问的眼光越高，他的境界修为就越高，他如果只是思考自己范围那点事情，就不可能学贯中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王岳川正是这样一个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问家，正是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君子。难怪有人说，王岳川是一位符合古代标准的当代文人：学问做得好，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此言不虚。无论学术还是书法、音乐，以至摄影，王岳川都是博大精深的。在王岳川的书房，除了满屋子的书，满屋子的笔墨纸砚，我还看到胡琴、古琴、钢琴，甚至几近失传的“埙”。王岳川说，他喜欢音乐，因为书法的节律其实与音乐旋律、舞蹈韵律等都是旁通可悟的，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术，向来被认为是纸上的舞蹈与无声的音乐。

书法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静止的空间艺术，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是时间艺术，是流动的音乐与舞蹈。字体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有轻有重，参差错落，构成了书法的韵律美、结构美、墨气美和章法美。整齐中见参差错落、轻重缓急，才能避免出现结体与章法呆板的弊病。书写中的流动性和轻重提按所表现的节奏感、舞蹈性，以及书法作品完成后整个画面对这种节奏和音乐的凝固的时空感，不仅书者以舞蹈的形式来完成，赏者也会从其中体验到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韵味。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书法，书法的根本精神是似有伴着音乐节奏的舞的态势，能给赏者带来一种全身心摇曳荡漾的音乐感，引发无穷的意趣、曼妙的遐想。这种动与静的妙合表达了书法家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和风骨，是他们执着坚定的人格意识和优雅自在的生命情韵的最好阐释。书法这种“无声之音”乃天机流荡，含合着宇宙的声音和自然的节律。王岳川认为，在新世纪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前沿艺术。全世界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有6000万外国人学汉语。他们只要拿起毛毛就可以开始进入书法学习中，这是多么重要的重建中国“汉字文化圈”的世界文化教育盛会！机不可失！

作为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的著名美学家王岳川虽然并非音乐学院教授，但他在二胡教育界具有一定权威性。2012年王岳川被邀请担任“CCTV民族器乐大赛”二胡专业组的电视预赛和半决赛评委，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邓建栋、于红梅、陈耀星、陈军、周维、姜克美、王晓南、朱昌耀等讨论评比细则，并担纲专业组评委。王岳川拉得最拿手的是《二泉映月》。2012年夏，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宋飞邀请王岳川到中国院举办“文化与音乐”的讲座。宋飞主持，王教授讲演完毕，师生一片掌声。这时，宋院长拿起自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过的二胡，当着全体音乐家邀请王教授为大家演奏一曲。盛情难却无法推辞，王岳川引弓奏弦演奏了名曲《二泉音乐》，获得了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的热烈掌声。王教授说：“一曲《二泉映月》，令多少人惆怅千结：在琴弦的内外、乐音的高低、力度的强弱、揉吟的疾涩、速度的快慢中，体现阴阳之‘道’，乐人之‘心’，炎凉之‘世’。四段环绕相近相生相激相荡的旋律，述说生命的坎坷和命运的多舛，从中推进情感的逐渐展开升华。道家的淡泊自然使情感在曲终处凝成‘欲说还休’的叹息，铸成一个生命的问号，将人们带入人生意义那‘却到天凉好个秋’的绵渺凝思中。在通晓道家精神和充实中国古典文化修为在演奏这部作品时候，同样一部作品就会散发出不同的光彩。”

王岳川认为，做学问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单精通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之道，这样才能以理性审视的高度在别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对问题加以精深的研究。研究问题需要很宽的地基，犹如金字塔底座很宽才能建得很高。中国学问是在近代以后被区分的很细，变成了狭窄的学科分类，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限该领域的专家，天下之公器的“天下”眼光消失了，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

集三十余年做学问的体会，王岳川总结出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离开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王岳川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王岳川强调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了与年轻一代共同探究读书之道，他主编过一套《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学术随笔丛书》（一百卷），主编过《一生的读书计划》丛书（四十卷），引导青年读经典，读善本。他认为，读书的过程，也是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在阅读与思考中，学会怀疑、拒绝、否定，凝神静思，返身求己。

王岳川说，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的迷惘。他坚信“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生和读书写作多歧路、断路、绝路，只有一条道能走通，那就是君子中道而行的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