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清醒地看到，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被逐渐边缘化的，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边缘的“远东”，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上一再缺席，遭遇了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不断被误读、曲解和妖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就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

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

王岳川坚持主张“文化输出”，主张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他认为，“文化输出”工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在文化美学领域的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审美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未来三十年中国学界的主要工作将是从美国的“去中国化”，到我们的“再中国化”。将那些失落的中国美丽精神重新展现光彩，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从本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向人类共同精神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思想！